罗瑞卿大将一家在“文革”中的遭遇

罗瑞卿，一位深受毛泽东信赖的开国元勋，曾肩负首任公安部长重任，屡次随毛泽东巡视各地。随后，他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。然而，1965年12月，这位将领却出人意料地遭受了突如其来的打击。

自那日起，文化大革命步入倒数的征途。罗瑞卿及其家人亦在动荡的文革浪潮中起伏不定，体味人间的冷暖悲欢、离合哀乐。

家庭的磨难亦映射着民族的痛楚。带着纷繁复杂的情感，我们寻访到了罗瑞卿将军之子罗原。

罗原，罗瑞卿将军的幼子，于1953年降临人世。文革期间，他的学业曾一度中断。然而，他并未就此止步，后来在德国中欧国力中心成功取得MBA学位。随后，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携手，共同创立了北京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，现担任该公司董事长一职。

6月30日的午后，罗原于北京宽街附近的一座四合院中，接受了本刊的独家访谈。他的书房内布置着典型的中式风格，虽素净却给人以温馨之感。书桌上略显杂乱，随意摆放着《希腊精神》与《西方哲学史》等著作。

“在我年幼时，正值父亲显赫之际，我所知晓的，不过是些不幸的往事。”

林彪问：罗瑞卿是谁的人？

1959年庐山会议，国防部长彭德怀和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黄克诚被打倒以后，毛泽东起用林彪做国防部长，林彪提名我父亲做总参谋长。

按理说，我父亲应该是林彪的人，但他政治敏感一向比较低。在他眼里，只要忠于毛主席就行了。

这便是我们家庭教育的一个缩影。父亲的经历颇为简约，因此，我家的教育亦保持着那份纯粹，堪称正统。过往的日子里，我们坚信世间一切非黑即白，而关于现实的复杂之处，则是我们步入社会后逐渐领悟的。

审视我父亲的从政之路，他早年成功考取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。然而，在大革命遭受挫败之后，他未能及时参与到南昌起义的行列中。他的部队不幸被张发奎缴械，随后被迫解散。

随后，我乘坐船只从上海抵达福建，投身于张鼎丞所率领的闽西纵队。待红四军展开对福建的战役时，毛委员将他纳入麾下，自此便始终随同毛主席在军队中并肩作战。

自1959年至1964年，恰是我父亲在政坛上步步高升的黄金时期。

1959年四月，他荣任国务院副总理之职，同年九月，更上一层楼，兼任国防部副部长。此外，他还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、秘书长、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。随后，他再接再厉，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及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。

1962年9月，再度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荣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。

若他在政治领域有所疑虑，那或许应追溯至1963至1964年间的全军大规模比武活动期间。

伊始之际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贺龙、叶剑英等主要领导均给予了大比武以全力支持，纷纷分批次亲临现场，观摩这一盛事。

全军掀起军事训练的热潮，广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，各大报纸纷纷报道，热闹非凡。那时，我尚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，有幸目睹了一场夜间军事演习，心中充满了激动与喜悦。

当时，我发放了一袋食物，袋中包含一根香肠、一枚鸡蛋、一片面包，以及一小截酸黄瓜。在六十年代，能享受到如此美味佳肴实属不易，因此那一刻的心情无比愉悦，宛如置身于节日之中。

未曾想，这场大比武却触怒了时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林彪。人情之常，一人久病在身，突逢军队要事，却与他毫无干系，心中有所感触亦是理所当然。

1964年的全军大规模竞技活动，原旨在深化部队的军事训练，增强全军的军事素养与作战能力。然而，此举恰与林彪当时治军的理念相悖。

自1960年起，林彪便提出了关于部队建设的“四个第一”原则，强调人的因素位居首位，政治工作与思想工作亦居重要地位，而活跃的思想则是最为根本的基础。

显然，这场大规模的比武与他所倡导的“四个第一”理念相悖。因此，林彪对于此次全军性的练兵与比武活动，心中充满了不满。

1964年11月30日，林彪趁着全军组织工作会议的召开之际，再度强调了“突出政治”的重要性。

他强调：“各级党委必须将政治思想工作置于首位，务必凸显政治的重要性。”

他更进一步指出，军事训练不应与政治领域发生冲突，实际上，政治应当能够引领其他领域。他强调，1965年应当将工作重点放在政治建设上。林彪的这一讲话随后以《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》的形式发布，并要求全军严格执行。在林彪的强力推动下，大比武活动随之沉寂。

“军事训练若不得当，虽损失微不足道，但一旦战事爆发，便可能招致党国覆灭的严重后果。”

“罗瑞卿究竟属于何方势力？”

实际上，大比武是在贺龙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发起的，而我父亲则是这项举措的执行者。林彪对此持有异议，这就不得不提及林彪、贺龙以及我父亲之间那层复杂而微妙的关系。

一仆二主：父亲夹在林彪、贺龙之间

父亲始终是林彪的忠实部属，按理说，他理应归属于林彪的麾下。然而，鉴于林彪的健康状况不佳，中央决定由贺龙接管军委的日常工作。我父亲担任军委秘书长一职，因此与贺龙有了较多的交集，无论是工作上的事宜，还是需要商讨的问题，都主要向贺龙汇报并寻求指导。

实际上，贺龙与他的父亲并非同属一派，未曾有过共事的经历。尽管因工作交集而频繁接触，彼此性格相投，私交亦甚融洽，因此两家关系日渐亲密。

贺龙先生颇具雅趣，他热衷于垂钓、猎鸟，只要遇上有美食之处，必定前往品尝；若有乐事，也必定积极参与。因此，在我幼年时，便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喜爱。每当我见到他，他总会高声呼唤我：“儿子，快过来，让我抱抱你！”随后，他会慷慨地分给我一些美食。在贺龙家中，即便是打滚嬉戏，也毫无顾忌。正因如此，我们家的孩子们都对贺龙情有独钟。

历经大比武，林彪的态度令父亲心生压力，他亦设法寻求时机，试图修补与林彪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。

曾有一回，父亲拜访了林彪，林彪对他直言不讳：“你将我封锁，不愿来我处！”

另有一次，叶群向父亲叮嘱道：“今后您若需前往探望101（即林彪），切记莫先拨打电话。您一拨打，101便显得紧张不安，额头渗汗，似乎又发生了什么不测。您直接前来汇报，或许更为妥当。”

随后，父亲便采取了相应的行动。然而，出乎意料的是，不久后便传来了消息：“罗瑞卿若不先打电话，便直接前来，这分明是意欲林彪早日离世。林彪身为病患，若不先通电话便突访，定会让他倍感焦虑。”因此，在处理与林彪的关系上，父亲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。

彼时，林彪亦有意延揽我父。偶有叶群邀请我母至其府上，或是赠送几束剪裁得体的花朵，或是索要我家幼童的肖像。

行至林家途中，叶群向母亲倾诉道：“那两位男士相处时总是针锋相对，我们作为女性，若能在他们之间起到缓冲作用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”

我的母亲性格朴实，她对国防部长与总参谋长共事的情况感到困惑，不明白女性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。

我母亲曾回忆道，叶群曾来访，提及101身体状况欠佳，无法频繁地带孩子们外出游玩。我猜想，此言所指的应是贺龙将军。

叶群进而说道：“101不便外出，我们家的孩子性格普遍较为内向。而你家的孩子活泼异常，不知能否劳烦您带着他来我家游玩。”此后，父亲便带我去往林家，或许正是缘于这次提议。

我仍记得，父亲曾带我拜访林彪，那与造访贺龙家时的气氛大相径庭。临行前，他郑重其事地叮嘱我：“林伯伯身患疾病，到访时务必保持安静，不要打扰到他。”

临别之际，他再三叮嘱我：“到了那里，只需向林伯伯打个招呼便可离开”、“切记不要四处游荡，也不要喧哗”。我深知，那时父亲内心已感到了沉重压力，否则他面对林彪时不会显得如此局促不安。

那一次拜访林彪，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。我们前往的，是他位于北戴河的居所。踏入屋内，便立刻感受到一股压迫感，室内的每一扇窗帘均紧闭，导致光线显得异常昏暗。

尽管事前父亲反复叮嘱，我的心情依然忐忑不安。跟随父亲步入林彪的居所，我已无法清晰回忆起房间的具体布局，但林彪端坐其中，脸色苍白得令人印象深刻。他瞥了我一眼，我紧握着父亲的手，轻呼一声“林伯伯”，便匆匆离开了。

蒙冤跳楼，何谈“自绝于人民”？

父亲居于林彪与贺龙之间，虽感些许不适，却未曾料想到问题竟会如此严重。他始终坚信自己对于毛主席的忠诚不渝。

为何在文革前夕将他推翻？对此众说纷纭。在我看来，在文革前夕，毛泽东在众多元帅中最为倚重的是林彪，这一点从7000人大会上林彪的举止中可见一斑。当时，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达到了顶峰。

朱德已退居幕后，彭德怀已被推翻，刘伯承在五十年代便遭受了批判。贺龙属于二方面军，陈毅是新四军的领军人物，罗荣桓则英年早逝。徐向前是四方面军的代表，而聂荣臻与叶剑英在军中的声望亦不及他。林彪作为一方面军的一员，是元帅中最年轻者，排名仅次于朱德和彭德怀。因此，毛泽东在众多元帅中，唯有林彪可资倚重，也只有林彪能让他感到安心。

身居父亲之位，遭受上级的指正已是常态，他并未将主席、元帅们的批评视为有何不妥。然而，12月的会议却显得格外不同寻常。

1965年12月8日至16日，毛泽东主席于上海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扩大会议。此次会议划分为三个小组，分别由刘少奇、周恩来与邓小平同志担任组长。

叶群在会议中连续三次发表演讲，总计近十个小时，她的言辞生动而富有感染力：“罗长子提出反对过分强调政治的观点，他却谬论丛生，声称既要凸显政治，亦需强调军事，两者同等重要，倡导折中之道。”

罗瑞卿与夫人郝治平

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，父亲事先毫无察觉。当时，他正身处云南昆明，对部队进行巡视。就在他抵达昆明的当天，那场旨在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已然启动，而他却对此一无所知，对于12月会议的缺席所引发的批判，他完全蒙在鼓里。

10日午后的某个时刻，他突然收到了一份紧急通知，要求他即刻返回上海参加会议。会上，父亲被罗列出三项重大“指控”：首当其冲的是他反对林彪，对他实施封锁，并对林彪进行了突袭般的批判；其次，他对于过分强调政治的行为持反对意见；最后，他被指责向党组织提出过分的要求。

自12月会议落幕，家中气氛随之发生了显著转变。彼时，我家正忙于房屋修缮，父母暂居于钓鱼台，而孩子们因求学方便，便寄宿于景山附近的招待所。父亲自上海会议归来，却未能返回钓鱼台，而是直接搬入了新六所。自那以后，他似乎变得沉默寡言。直至后来，我才得知父亲遭到了隔离审查。

截至1966年3月，针对我父亲的批判日益激化。种种罪名接踵而至，直至3月18日，他不幸从高楼跃下，腿部严重骨折。事后的治疗安排在了北京医院。

当时，党内民主氛围极度扭曲，父亲遭受隔离审查，申诉无果，心中充满了屈辱。面对“反党”、“反毛主席”的污名，他不愿忍辱偷生，于是决定以死明志。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他从囚禁自己的三层楼窗口毅然跳下，以自戕之行为表达自己的清白与坚定。

彼时，我正就读于小学六年级。学校安排了一次为期十天的劳动实践，地点位于石景山钢铁厂，我们学生们便在那儿寄宿。就在这段期间，我遭遇了父亲跳楼的悲剧。当我从石景山返回家中，便与他永别了，而我的那把小气枪也不知所终。

我对这支枪情有独钟，于是回来后便四处搜寻，却始终未能觅得踪影。家中的工作人员也对我三缄其口，只是告知我那支气枪已损坏，正在维修之中。当时我虽感些许不快，却也并未深究。然而，回想起那段时间，我渐渐意识到，这或许正是家中对潜在风险采取的预防措施，意在收缴家中武器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此后，家中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。在12月的会议中，父亲受到了批判，尽管他被免去了军职，但地方上的职务尚未被撤销。然而，自父亲试图自杀未果之后，情形便截然不同了。正如共产党所表述的，他的行为被定性为“背叛人民、背叛党”，从而升级为“敌我矛盾”。

自那场悲剧发生，直至1972年之前，我与父亲再无交集，对他的下落一无所知。仅从报纸的报道中得知，他成了反革命，被视为人民的敌人。我从未设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再次与他相见。

抄家后，每月生活费仅20元。

那是在1966年，我踏入初中的校园，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风云激荡，学校的教学秩序也随之中断。回想起那“复课闹革命”的时期，我曾勉力前往学校，参与了一堂化学课的学习，课程内容正是关于“镁带的燃烧反应”。然而，课程结束后，我却遭到了两名同班同学和一名外班同学的袭击，受伤之重使我再也无法重返校园。

不久文革初起之际，一日，一众高干子女涌至我家，集体进行抄家。他们挥舞皮带殴打我的母亲，甚至剪去她的长发。当时，我的姥姥和姥爷亦同住于此，同样遭受了他们的拳脚相向和侮辱。姥姥、姥爷之后被强制遣返回乡，姥爷含泪自尽，姥姥亦不久于人世。

这些孩童曾是与我姐姐同窗的伙伴，他们的父辈与我的父亲同属一个辈分。这一变故对我产生了极大的触动，也深刻地启迪了我。仿佛一夜之间，世间万物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自此，我与这些昔日同窗的联系也宣告中断。

自那之后，家中的境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曾经照料我们日常生活的服务人员均已离去，我们不得不亲自采购煤炭与蔬菜。供暖与热水供应亦告中断，而控制这些设施的电闸则被锁在一间紧闭的操作间中。

我的兄长曾将玻璃击碎，启动了暖气开关，家中瞬间变得温馨舒适。然而，一旦工作人员察觉，便会迅速将其关闭。

这实乃一种令人倍感乏味的手段，旨在使你的生活陷入不适。彼时，每当你外出，胡同中的孩童便会用石头袭击你、对你进行侮辱、向你吐唾沫，此类行径已是司空见惯。你将深感孤立无援，无处寻求庇护，唯有默默忍受，除非你选择以生命终结痛苦。

至1967年，我们家迁至白塔寺畔，华嘉胡同中的一隅小院。当时，组织每月仅发放20元的生活津贴，勉强能够维持生计。后来，我们才意识到，这笔津贴实则源自父母辛苦赚取的工资之中。

家中的秘书们居于主屋，而母亲与我们这些孩童则共挤于西厢房的三间狭小居所。在此期间，亦有不少人默默伸出援手。我们不擅生火，于是大师傅便会端来一炉已烧好的蜂窝煤。烹饪时，若面团发酵不理想，不是碱量过多，便是酸味过重，他便会出手相助，将面团调整至最佳状态。

这些基层员工，他们默默无闻地支援着我们，却始终不为人知，尤其是避开了秘书们的视线。秘书们负责监管我们，同时他们也正承受着审查的压力，对待我们的态度自然迥异。他们亦需要借助这种方式来为自己洗脱嫌疑。

1968年伊始，母亲同样被拘禁于秦城监狱。随后，兄弟姐妹们相继离乡，有的投身工作，有的响应号召去农村插队。学校传达了让我前往吉林农村插队的命令，那时，我成为了家中唯一的留居者。在离别的那个夜晚，我心中不禁思索，钥匙该如何处置？

实际上，忧虑纯属多余。那天清晨，我离家之际，家中一位秘书恰好从外归来。我们仅是匆匆一瞥，未曾交谈只言片语。自那之后，我家在北京便再无立足之地，度过了数年。

9.13后，致信毛泽东请求探亲。

自接到景山学校通知我前往吉林进行插队，我的每月20元生活费便随之消失。若不参与插队，唯有饿死一途。在离开北京之际，我并未深思熟虑，对农村生活亦是一片茫然。与我同行者多为景山学校的同窗，因此并未感受到太多的离别之苦，毕竟在北京，我早已无家可归。

在乡村生活了一段时间后，我逐渐领悟到插队生活亦有其独特之处。远离了北京的纷繁政治，这里给予我一份难得的宁静。只要辛勤劳作，自给自足，便能远离纷扰，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。

在1969至1973年间，我投身农村参与劳动，那段时光里，父亲遭到秘密囚禁于卫戍区的一处摩托连队，而母亲则被监禁于秦城监狱之中。

1971年九月的尾声，我无意间窃听了苏联电台的广播，首次听闻了“林彪坠机身亡”的消息。紧接着，一位刚从北京探亲归来的同学向我传达了更确切的消息：“林副主席叛逃，飞机失事坠毁，不幸丧生！”彼时，我固然震惊不已，却并未立即察觉这一事件与我个人的命运有何关联。

“说不定这架飞机是来接罗原的，如今林彪已倒台，他父亲或许有望得到平反。”

1972年春节前夕的一个夜晚，大雪纷飞，生产队的治保主任突然来访。当时，集体户中的知青们均已返乡探亲，独留我一人守候。他手中紧握着一封信，神情紧张，催促我立刻查阅。

拆开信封，映入眼帘的是中央军委办公厅发来的调查函，内容询问我的个人情况。大队对此作出回应，评价我的思想政治表现属于一般水平，而与劳动和群众的关系则相对融洽。

当时，治保主任怒气冲冲地斥责道：“他妈的！若是你思想端正，难道还不能恢复自由吗？”

随着下半年政策的逐渐放宽，我们频繁往返于北京。部分家庭获得了探监许可，于是我们便相互探讨如何顺利完成探监。在北京，我们并无稳定的居所，每次归家后只得求助于朋友借宿。在生计上，我们依赖兄长和姐姐的接济，此外，也不得不依靠一些非法手段，如窃取月票和火车票来维持生活。

与我们为伴的朋友们，多数并无深远的革命抱负，他们更倾向于本能地寻求快乐，寻找乐趣。诸如在某人家里聆听一张动听的唱片、欣赏一位手风琴大师的演奏、共同享受一场热水澡的惬意，或是有人邀请品尝一杯酸牛奶，这些无不构成了生活中的美好时光。

我们随即向毛泽东、周恩来发出信件，恳请获准探望双亲，并在北京定居，自然也包括持续领取生活津贴的请求。

我们径直将信函寄往毛泽东同志，信封上清晰标注“伟大领袖毛主席收”，而落款则署名为“罗瑞卿之子女”。此等寄信方式虽非首次尝试，但中央机关自能妥善接收。不久，我们的信便得到了及时的回复。

一日，两位军人造访，起初我们心中不免有些忐忑，然而他们的态度却异常和善，告知我们“毛主席的信已收到”，并在景山后街的大楼中为我们安排了两间居所，同时恢复了每月20元的生活津贴。不久后，我们又接到通知，要求“在家静候探望父母的消息”，那一刻，我心中涌起了一丝生活的希望。

至1973年岁末及次年年初，父亲与母亲相继重获自由之身。在那段时光里，我们暂居于招待所，一家人的欢聚时光得以频繁上演。

福州养病，皮定钧欲带队上山。

父亲重获自由，便安顿于总参招待所之中，上级明确指示不得称呼其为“首长”或“同志”。他的月生活费固定为80元。在这段日子里，父亲沉浸在阅读之中，细读鲁迅的著作，研读摩尔根的《古代社会》，行事极为谨慎，鲜少发表意见。

随后，张爱萍将军向我推荐了一位福建的资深中医，这位医师擅长治疗他的腿部疾病。在组织的大力支持下，他被批准前往福州接受治疗。彼时，我尚未就业，便在福州细心照料他。

这段时间我和父亲聊得比较多。我问父亲，在暴风骤雨之前，为什么你完全没意识到危险？为什么他们这么整你，把你往死里整，你还对毛泽东死心塌地，“你是不是有一些愚忠？”

他语气淡然地回应道：“你们批评我，这自然不难。然而，我们对毛泽东的信赖，并非凭空而来。”

父亲曾言，在长征的征途中，生与死的抉择伴随每一天。然而，每当毛主席执掌指挥棒，战局便趋于顺遂，我军得以摆脱追兵的围剿，屡战屡胜。

“请别误以为我们缺乏智慧，在那个特殊时期，对毛主席的信仰在我们心中无比坚定，那是对与他共度余生的不二选择。”

彼时我年过二十，既无工作，亦无学历，甚至连户籍都未能落实。父亲最忧心的是我们的未来与前途，他常感自责，认为对我们有所亏欠。我们则竭力宽慰他，试图驱散他心中的忧愁。

开国中将皮定均

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皮定钧对我们关爱有加。尽管皮定钧与我父亲未曾共事，他却始终对我父亲怀有敬意。正值我们家境稍显宽裕之际，却不幸遭遇“批邓”运动及周恩来同志的离世，政治氛围顿时变得紧张起来。在最为紧张的关头，皮定钧向父亲透露，他正计划率领部队上山。

“罗总，您的腿脚不便，我们就齐心协力，将您安放在轮椅上，您只需指挥，我们定当遵从您的指令，全力以赴。”父亲往昔身手矫健，热爱运动，无论是骑马、游泳，还是打乒乓球，皆技艺高超。然而，此刻他坐在轮椅上，显得格外沉默寡言。至少在那段时间，他始终忧心忡忡，未曾有片刻的放松。

直至1975年建军节之际，父亲以其中央军委顾问的尊贵身份，出席了军委举办的招待会，这是他首次在公众视野中亮相。

自那日之后，他遍历祖国各地，毕竟在牢狱中度过的时光过于漫长，他渴望一睹祖国壮丽的山河风光，以舒展身心。

在父亲的名誉得以恢复之际，我的相关政策亦随之得以实施。1975年初，我踏上了军旅之路。在那个年代，服兵役被视为一项政策的体现，至少它能解决户籍问题。然而，内心深处，我并不情愿投身军营。受文革影响，我心中对军人有着误解，认为他们等同于军管人员，等同于法西斯。

母亲曾言，若非参军入伍，我恐难保户籍，唯有农村户口一途。于是，我寻求了彭绍辉副总参谋长的帮助，他应允我得以在福建军区服役。皮定钧同志则亲自向31军政委交代，告知我的真实身份。

开国上将彭绍辉

文革尚未落幕，局势瞬息万变。那位政委对我郑重交代：“若有人询问你的家庭背景，你只需透露两点：一是你来自北京，二是你的父母均为国家干部。其他细节，一概无需提及。”此言犹在耳畔，直至我踏上行程，他仍一遍又一遍地提醒。

于福建服役期间，母亲亲笔来信，字里行间满是牵挂，“自你13岁那年家中遭遇变故，遭受欺凌与殴打，尔后辗转至农村，家境方才略有好转，而你，又要踏上军旅之路……对此，我们深感愧疚。”

妈妈，请别这样忧心，尽管过去几年我们共同经历了不少艰辛，您和我也都承受了各自的困苦。幸运的是，我们家的遭遇得到了弥补和公正，工资得以补发，待遇得以恢复。然而，对于无数中国百姓所遭受的苦难，是否也有人给予相应的补偿呢？让我们不再纠结于这些微小的苦楚，向前看，珍惜眼前的幸福吧。

收到这封信，妈妈深受触动，她将信件珍藏在怀中，每当与人交谈，总是自豪地提及：“我儿子真优秀，他有着如此觉悟。”

“若不能起身站立，又怎能胜任军委秘书长的重任？若要深入部队，仅靠轮椅是不够的。”

父亲怀揣治愈腿疾的愿望，当时德国在医疗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。然而，我国与联邦德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，老帅们对此颇感忧虑，担忧途中可能遭遇不测，认为风险过高。母亲则认为，最坏的结果不过是治疗无效，未曾料想到事情会有更为恶劣的发展。尽管如此，父亲决心前往，最终邓小平首肯了他的决定。

1978年7月18日，在母亲的陪伴下，父亲踏入了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的大门。经过一番内外科细致的检查，最终决定于8月2日进行手术治疗。

清晨7时，父亲步入了手术室。直至中午12时左右，手术便告圆满结束，成果斐然。当夜幕降临，父亲从麻醉的沉睡中苏醒，他对那位主刀医生用流利的英语说道：“晚上好，感谢您的辛勤付出。”

医生轻轻将父亲手术后的左腿活动了几下，随后说道：“明日你便可以尝试下床了。”两人相视一笑。直至深夜12点过后，父亲的身体状况依旧保持稳定。

未曾料想，次日凌晨2点半，他突发心肌梗塞。待母亲匆匆赶到医院，父亲已于波恩时间8日凌晨2时40分，遗憾地与世长辞。